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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500彩票
                                              发稿时间:2020-08-03 03:50:31

                                              库玛的家庭不是那种殷实大户,平日就靠小本生意勉强维持,他太太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库玛所在的城市自3月20日起实施了封城措施,直到5月31日才解禁。这期间,所有的商家都被勒令歇业,两个多月间,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所以,当他开口向我借钱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答应江湖救急。库玛需要的不多,15000卢比,只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他说,这点钱可以帮助他的家庭维持至少2个月的生计。

                                              有人妄称“新疆强制绝育”,这更是一派胡言。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披露,编造这一谣言的所谓“德国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极右翼组织成员,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新疆教培中心研究课题组”的骨干,一贯炮制涉华谎言、诽谤中国,他的有关言论早已在事实和真相面前不攻自破。

                                              中国政府依法在中国新疆采取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目的是维护包括1100万维族人在内的2000多万新疆人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符合新疆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本质上同法国政府打击分离主义、去极端化的努力没有什么不同。希望媒体、组织、个人能够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有关举措,不要轻信谎言,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一贯一视同仁地保护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合法权益,人口政策长期以来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更为优待。1978年至2018年,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从555万增长到1168万,约占自治区总人口的46.8%。世界上能有几个国家四十年间人口翻番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疆自治区采取预防性反恐去极端化措施之前的20年间,新疆曾发生数千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经济损失无以计数。而现在,新疆已有40多个月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有些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打着所谓人权和宗教的旗号,不断编织各种荒谬至极的谎言,目的是搞乱新疆、遏制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中国“自证清白”,或者是派所谓“独立观察员”调查中国,而是弄清楚关于新疆的种种谣言是由谁、怎么炮制出来的,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使世界各国人民免受被谣言蒙蔽的危险。

                                              有人诬称新疆设立“集中营”、“再教育营”,“关押百万维吾尔人”。这一谣言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最先捏造并传播,仅凭对8名维吾尔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10%的人被拘押在‘再教育营’”的荒谬结论。

                                              事实是,新疆依法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与法国等国的去极端化中心类似,是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教培中心严格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学员的人身自由,实行寄宿制管理,提供清真饮食,学员可以回家,有事可以请假,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不同民族学员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以及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祛除极端化思想,掌握生活技能,重归正常社会生活,取得了社会公认的效果,有力维护了新疆社会稳定,也有效维护了宗教健康发展的环境。

                                              有人指责“新疆强拆清真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2018年,叶城县加米清真寺被鉴定为危房,2019年2月叶城县对该清真寺进行了保护和修缮,当年3月已重新投入使用。和田地区有800年历史的艾提卡尔清真寺不仅未被拆除,还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编造谎言的人用清真寺危房的图片来支撑其谎言,但绝不会向人们展示清真寺修葺一新的照片。目前,新疆共有清真寺2.44万座,平均每530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而美国全国的清真寺数量还不到新疆的十分之一。

                                              2月份,我这些印度朋友率先在微信上向我表示了慰问,库玛和廷库也在其中。他们送上对我和家人的祝福,希望我们能够平安渡过疫情。我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尽管他们所在的城市当时只有个位数的确诊病例,我还是不忘提醒他们,千万不可大意。在我内心深处,对印度、对印度人有着颇为复杂的感情。疫情期间,我除了关注国内的疫情发展,也密切关注着印度的局势。一方面,我深深怀疑印度政府对于疫情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当中文网络里出现对印度抗疫措施的质疑或嘲讽时,我又会不自觉地替印度辩护几句。

                                              40来岁的库玛自己经营着一家简陋的日用品商店,是那种印度街头最常见的个体小店铺。我曾经向他了解印度小商家的经营状况,他也向我介绍了他的生意经、他的家庭,以及上次大选期间他的政治态度。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11月,库玛说家里刚添了第三个孩子,是他盼望已久的女儿,而他的岳父却去世了。他向我吐槽印度公立医院的拥挤低效,他岳父就是在那里因为排不上号而耽误了病情。